论“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

　　周镇宏

　　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了判断是非得失和工作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时隔八年，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2月在广东视察工作时首次向全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作了系统阐述。 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统一性
　　1、“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立足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标准，就是要求我们不要抽象地争论生产关系的问题，而要从国情出发，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出发来想问题、办事情。可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或组织，如果不能代表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就不能掌握领导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动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核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就必须首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最佳的制度条件和体制环境。毫无疑问，这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2、“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如果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前提，“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保障，那么，“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最终价值目标。因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必须依靠人民，并且必须以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最终目的。因此，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来深刻领会“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衡量我们工作成败、是非得失的根本尺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出发，对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就不可能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并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己任，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是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3、“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围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的实践取向。“三个有利于”是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提出来的。邓小平指出：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就不应该再去争论，而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所以，“三个有利于”实际上就是评判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的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回答了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标志着我们党对“三个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从其根本取向来说，也是围绕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问题来展开的。江泽民同志特别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就是着眼于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党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成为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二、“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之间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上述三个“相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
　　1、“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来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而世界上风云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考验。当时，党内外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许多思想认识障碍。一是在经济领域，存在姓“资”姓“社”的思想困扰。我国在建国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少人怕改革开放走得太快太远，怕资本主义的帽子。二是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扰乱人们的思想。有人乘改革开放之机，宣扬和美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良影响，我们党多次强调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这同时也难免使部分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背思想包袱，怕沾资本主义的边，宁“左”勿右图保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最简单明了的大众化语言告诉人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大胆地做，从而使人们从长期形成的姓“资”姓“社”的疑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阔步前进。
　　在人类跨进新千年之际，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步已基本完成。以前普遍困扰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以后的几年里也基本解决。“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十五大”以后，我国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形式、价值观念等也日益多样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重新抬头……在此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我们党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党在各方面政策的走向。“三个代表”正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新的全面概括，进一步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
　　2、“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要解决的问题和要求不同，各自的理论层次和地位也不同。 “三个有利于”要解决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扫除思想障碍。具体地说，就是要使人们摆脱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同时还是从整体上衡量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是对各行各业人们(包括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工作作出总评价的根本标准。
　　“三个代表”主要则是围绕着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是针对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失去执政地位的深刻教训提出来的，所要解决的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问题，也就是如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的根本问题。回答这样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头等课题，也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迫切要求。可见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处的理论层次和理论位置不同：“三个有利于”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谛，但它并不等同于邓小平理论本身。而“三个代表”则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三、“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最好继承和发展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本质上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最好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1、“三个代表”进一步深化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高度总结和概括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三个有利于”是作为衡量我们党工作是非得失成败的标准提出来的。“三个代表”则是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提出来的。它从根本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准确回答了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使命，精辟阐明了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最紧要的”问题，旗帜鲜明地突出强调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它“不仅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2、“三个代表”内涵更丰富，概括更全面。“三个有利于”的三个方面都是主要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来的，侧重于从经济方面表述 ,是我们党的建设哲学。而“三个代表”不仅包含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括上层建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 ,是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三个代表”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从这个整体中三个方面各自的内涵看，也都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地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3、“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新时期运用“三个有利于”的指南。“三个有利于”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不久，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还较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理所当然地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位。因而，在“三个有利于”中，“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层次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完善；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阶层分层日益明显。面对这个色彩纷呈、形式多样、层次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如何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回答。江泽民同志把共产党的代表性放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层面上，充分反映了时代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使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脉博，永远保持先进性；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共产党人的要求，是我们党充当历史火车头的重要保证和永保先进性的理论基础。
　　四、坚持“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关于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的思想用于分析和把握新形势和社会结构新变化的体现，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成果。“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能否在新时期得到更好的贯彻，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新时期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因而也就成为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
　　第一，坚持“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核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正是遵循“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结果。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进行分析，以使“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能够在新时期继续得到贯彻与落实。因此，“三个代表”就成为新时期对“三个有利于”的政治表述：党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把握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就进一步回答了新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二，坚持“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理论保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方针政策，只有在强大的理论保障下才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尤其是在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的今天，如何使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的有序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石，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通过理论建设，构建坚持“三个有利于”的理论保障体系，巩固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把新的社会要素、发展要素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了这一要求，解决了中国当前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坚持“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必然要求。“三个有利于”标准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和发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带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产生和形成了各种崭新的要素，而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对政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其中，加强党的建设是关键。只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使“三个有利于”始终不渝地得到贯彻与落实。如果说“三个有利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判断标准，那么，“三个代表”则在新时期深化了党建目标，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为进一步培育、巩固和发展执政党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